北京晚报·五色土 | 作者 季云

凡训蒙，须讲究。

详训诂，明句读。

(资料图)

为学者，必有初。

小学终，至四书。

《三字经》从这一段开始介绍如何教孩子读书。

凡是教诲小孩读书，必须讲解义理，考究事实，既要详细解释每个字词的意思，又要跟他们讲明白应在哪个地方停顿断句。读书学习，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开始。首先要学习一些基本礼节和启蒙知识，然后再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。

“训诂”是解释古书中字词的含义。古人讲究“明句读”，今天则使用标点符号。古代的句读符号没有这样精密的分工，可也不能说古代没有标点符号。甲骨文中以钩识号、线条、间隔号来分段；秦汉的简牍用大中小圆点、圆圈、黑三角、黑方格等来划分篇章。但这些严格说来，并不是句读符号。

当时学童拿到的儒家经典，肯定是不点断的。老师考学生，一项重要内容叫做“离经辨志”。辨志，相当于现在的概括主题思想；离经，就是要求学生默写经典时，把句子和句子隔开。这是古时小学生的功课，说起来容易，其实并非易事。

古代圣贤书没有标点，因为崇古，后来的人著书也拒绝使用标点，到了唐代，作书的人仍然没有给自己的作品加句读的习惯。

到了宋朝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宋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文字作品前所未有得多，需要提升阅读效率，“标点”就在这时开始普及。“标点”这个词，就是在宋代出现的。《宋史·儒林传·何基传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凡所读，无不加标点，义显意明，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。”但如何用标点，很长时间没有规范。

近代以来，我国知识分子和西方接触，当然也就发现了西方的标点符号，之后在一波波现代化社会变革中，西式标点和传统的句读符号相融合，逐渐发展出现代汉语自己的标点符号。

总体而言，现代汉语的标点体系算是西体中用，基本框架是西方的，但保留着一点传统的句读符号，也有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造。表示一句结束的符号，没有用西方的实心句号，而用了中国自己的空心句号，句号这个名词也是祖宗传下来的，但句子中间的停顿，按照传统应该是顿号，逗号是古代没有的。严复先生提出一个特别精妙生动的说法描述逗号：“逗，若豆之勾萌。”逗号这个名词，是国产的，“句读”也可以写作“句逗”，符号则用了西方的。

问号和感叹号这两种符号中国古代是没有的，是在近代中国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，在充满困惑而情绪激动的时代被迅速接受的，而且极受欢迎。鲁迅、郭沫若那时的诗文里，问号和感叹号——尤其是感叹号曾被大用特用。省略号也很受喜欢，因其形状如流星坠地，当时许多文章读下来，真有看了一场流星雨的感觉，喜欢表达“此句未完”的人，要是能发现还有省略号的存在，定是相见恨晚的。

古人学习，十分强调循序渐进，必须由浅入深，从学习一些启蒙知识开始。

那时候的儿童大约八岁入小学，学习洒扫、应对、进退等一些基本礼节，学习音乐、射箭、驾驶车马、书法、数学等方面的知识，懂得关心亲人、尊敬长辈、善待朋友的道理。南宋的朱熹、刘子澄编著了一本蒙学书叫做《小学》，分为内外篇，内篇摘选儒家经典，外篇辑录历代古人的嘉言善行，对古代的启蒙教育影响很大。《小学》详细规定了初入学者学习的具体内容，强调儿童从小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。

小学之后，才开始学习四书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都是先秦文献，但它们组合在一起称为“四书”，以至于成为儒家最核心的经典，则是宋朝的事情。

宋朝不愧为最有文化的时代，经历了魏晋乱世后，儒家学者不只解决社会问题，还要解决宇宙、人生方面的困惑，他们奋力重塑核心价值观，夺取舆论阵地，认为采用的文字贵精不贵多，道理要高端纯粹，表述要生动亲民。宋儒对古代经典进行遴选，选择了《论语》，因为上可以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，下可以走入寻常百姓家；选择了《孟子》，因为看到了其中的“浩然之气”，足以化解“儒门淡薄，收拾不住”的困境；从《礼记》中挑选出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两篇，因为《中庸》“探赜索隐，欲极微妙之致”的风骨，又因为《大学》提供了一套简明而完整的自我修炼流程，“三纲领”、“八条目”作为初学入德之门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这样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这个重要性超越五经的新组合也就横空出世了。朱熹曾说过，“《语》《孟》《中庸》《大学》是熟饭，看其它经，是打禾为饭。”学习儒家思想，当然要看四书了。

《三字经》写于宋末元初，王应麟是南宋大儒，朱熹是他的导师，自然他是最崇尚宋朝蓬勃而起的四书热潮之人。“小学终，至四书”，体现了一代宋儒了不起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，他根本不会想到，这几句话也给我这位60岁才开始读古代经典的人搭了一个好台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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